作者简介：王笃正，1936年生，1954年起就读于苏北师专数学科（现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曾赴北京大学数学系举办的“代数数论”研讨班学习进修一年。1984年调离数学系，先后任原扬州师范学院工会主席，图书馆馆长，1996年退休。教学科研方面主要教授代数方向的课程，并首次为数学系开设“数论”方面选修课。著有《矩阵与线性方程组》一书，发表数论方面论文数篇。

怀念恩师黄应韶先生

黄应韶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人，也是我永远怀念的人。

1954 年，我到苏北师专数学科（现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习的时候，黄先生已在此任教，是我的任课老师。

黄先生当时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与黄泰先生、黄久征先生并称“扬州三黄”，在扬州教育界、数学界享有盛誉。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扬州中学的首任校长。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又是赴朝慰问团苏北分团的团长。得知这些，同学们都很敬重他。

听黄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同学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当时黄先生教我们立体几何。他上课口齿清晰，表达准确，但从不说半句废话；他逻辑性强，并带有启发性，即使是比较难懂的内容，同学们也容易接受；他的板书相当工整漂亮，就像在钢板上刻出来的一样。更令人叫绝的是，他有时不带规尺，也能作出标准的几何图形。耳濡目染，他的这些授课风格和特点也为我后来从事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好的影响，让我终身受益。

1956年，我毕业留校任教，从事代数方面的教学。由于与黄先生不在一个教研室，所以接触并不多。两年后，苏北师专与扬州师专合并成立扬州师范学院，数学科也改成数学系。建系后，代数方面师资力量显得格外薄弱。这时领导决定，将黄先生从原来的几何教研室调到代数教研室，负责代数教研室的工作。由此，他成了我的直接领导，我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同事。

黄先生在解放前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后来调到师专工作，也是在几何领域内从事教学与研究。当时年过半百的他，毅然决然服从组织的安排，跨学科从头开始熟悉和研究数学的另一领域。对黄先生的这种精神和勇气我们无比敬佩。同时，也深知他要付出更大的牺牲和努力。

我们教研室每一门新开的课程，差不多首先都由黄先生承担授课。由于当时国内代数方面的教材不多，且不成熟，他每次都是先采用苏联教材，经过钻研和实际教学以后，再在原来的基础上自编教材。因此他编的教材质量很高，适用性也很强，他新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非常成功。在黄先生的带领下，通过几年的努力，代数教研室的师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能顺利地完成数学系本科基础课的教学任务，而且还开设作为提高性的选修课，同时在科研方面也开始有了进展。更可喜的是研究室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为学科日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数学系的首批硕士点中，代数就是其中之一，黄先生是主要的指导老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指导硕士生的同时，也不忘教研室整体水平的提高。在他的倡导下，组织了由硕士生和全体教师参加的读书班，定期举办活动，以他为主讲，其他人轮流做报告的形式带动学术研究。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读书班的成员中出了不少的人才。例如蔡传仁（当时的研究生，后任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郭文彬（当时的青年教师，后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洪锦（当时的青年教师，后历任数学系主任、扬州师范学院院长、扬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完全可以这样说，黄先生为了代数学科建设，为了整个数学系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从苏北师专的数学科发展到现在的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历经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早期，黄应韶先生发挥了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扬大数科院的发展史上居功至伟。让我们永远怀念他。

黄应韶先生具有高贵的政治品格。“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与大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过冲击，被关过牛棚，也受过折磨。但文革后，他没有发过一次牢骚，也没有说过一次怨言，更没有对党有丝毫不满，有的仅是加倍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是多么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黄先生德高望重，但为人谦和，待人真诚、厚道，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很敬重他。在当时青年教师的眼里，他不仅是一个容易亲近的领导，一个学识渊博的导师，一个真正的学者，更是一位充满慈爱的长辈。他对青年同志总是关爱有加，对于这点，我的体会犹深，因为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

黄先生调到代数教研室以后，我跟着他开设的辅导课程最多，时间也最长。在黄先生的培养下，不久我便能开出代数方面的所有课程，黄先生也很器重我。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在系里首先开出了选修课《数论》。照理说，这些年我的进步还算可以，但我有一个心结，就是在我同辈的人中，所有的人都有外出进修学习的经历，而唯独我没有。黄先生是了解我的人，他把此事一直记在心上。1980年左右，黄先生打听到北京大学有一个代数数论讨论班，负责人是当时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丁石孙先生（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把我介绍到那个研讨班进修学习，另外他还特别叮嘱在北大做教师的儿子黄琳（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各方面对我多多关照。通过在北京大学一年的进修学习，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黄先生对我的精心培养，我从心底感激他。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1966 年春，时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提倡用两论（即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来指导教学，我们数学系的一行人有机会到当时公认做得很好的单位——曲阜师范学院（现在的曲阜师范大学）学习和取经。在一次公开课的评议会上，我提出了任课教师的一个科学性错误。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评议，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在有些人看来，就是一种叛逆行为，事情很快反映到学校。等我回到学校后，受到了有些领导的严厉批评。由于我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又无法辩解，心情非常郁闷。后来，我找到了黄先生，黄先生非常支持我，他不仅在学术上肯定了我的正确，而且还支持我当时的做法，并且告诉我：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不要管别人对你的看法。黄先生的支持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一扫我心中的阴霾。这时的我心中只想说一句“知我者，黄先生也”。黄先生这种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高贵品德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对黄先生也就格外崇敬。

黄先生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才退休，退休后定居北京，从此我与黄先生渐渐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一次我因公去北京出差，去之前就想好了一定要去看望黄老先生，但由于黄老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不知道他当时在哪个儿子家住。在北大工作的黄琳也搬过家，一时还真不好找，几经周折，终于在临走前一天还是在黄琳家见到了黄老先生。黄老先生见到我很是激动，对我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从上午一直聊到了傍晚，聊了很多很多。由于第二天我要回扬州，想抽时间买点东西带回去，便向他告别。哪知八十多岁的黄老先生真舍不得我走，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索性和我一起上车到了西单。在西单商场，我匆匆买了点东西后，就再把先生按原路送回去。说来好笑，送来送去我俩在一起又多待了三个小时。回扬后，每想起此事，我都会被黄老对我的真情所感动。令人伤心的是，这次分别竟成了我们的永诀。

得知黄老去世的消息后，我非常悲痛，然而我没有机会去北京送他最后一程，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现在我也是接近九十岁的人了，回忆我的一生，我很庆幸自己遇到黄先生。他的高贵品格影响了我一生的为人；他的谆谆教诲使我终生受益；他的无私帮助让我终生难忘。